《北京风俗图谱》:老舍看了说,中国也没有这么全的风俗图谱

谈到日本的汉学研究大家,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青木正儿,他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,是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领袖之一。1925年,他来北京游学,他观察到,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盛,中国很多古老有趣的风俗,正在慢慢消失,于是他产生了要把北京的风情民俗画下来的念头。1925―1926年间,他延请中国画师绘制了一百多幅北京风俗彩图。随着游学结束,这些风俗图被他带回日本,由日本东北大学收藏。

《北京风俗图谱》封面

《北京风俗图谱》内文图

直到1964年,出版机构平凡社注意到此书,打算将其收录进“东洋文库”,并由同为汉学家的内田道夫撰写解说,次年出版了黑白缩印本。1986年,平凡社终于出版了此书的彩印本。

2015―2019年,耗时近四年,《北京风俗图谱》彩色版首次引进出版,将近一百年前的老北京风俗回到国人视野,大家得以一览20世纪老北京的风貌。译者张小钢教授曾感慨:“《北京风俗图谱》从1925年青木博士策划到今年翻译成为中文,经过了九十三年的沧桑,终于在北京实现出版,颇有一种荣归故里的感觉。”

《北京风俗图谱》,以一百余幅老北京风俗彩画广泛地反映了中国民间传统活动、婚葬祭祀仪式、生活用品、服装食物、娱乐、戏剧、技艺等民间习俗。同时,每幅画的解说都博采古今文献,除了讲述社会风俗,还对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

作家老舍和前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曾感慨,“中国也没有这么全的风俗图谱”;而名物研究专家扬之水也评价道:“以图谱的形式详细介绍北京风俗,我所知道这是唯一一部。”

【作者介绍】

青木正儿不是等闲之辈,他是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领袖之一,历任东北大学、京都大学、山口大学、同志社大学、立命馆大学教授。他不仅在一生中三次访问中国,还与王国维、胡适、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有着亲密的交往。

青木正儿(1887-1964)

王国维本是青木正儿的老师狩野直喜(1868-1947)的朋友。青木大学毕业的翌年,就结识了当时正流亡日本的王国维,并向他求教。1922和1925年的两度访华期间,青木又多次与王国维当面切磋。青木的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,就是因为不同意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将明清戏曲贬低为“死文学”的观点的刺激下而完成的。

1919年,青木正儿在日本创办了学术杂志《支那学》,在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《以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》,并将此书寄给了胡适。胡适随后回复了青木,并盛赞“京都的学者向来很多研究中国学的,现在我看了这个杂志,格外佩服”,二人自此开始交往。第一次中国之行,他在北京大学的招待宴会上见到了胡适。之后,二人通信频繁,常常探讨包括《水浒传》在内的文学相关内容。

而与周氏兄弟的交往,则是以胡适为媒介展开的。青木正儿是第一位在日本公开评论鲁迅小说的学者。胡适曾将青木的相关杂志和书信转寄给鲁迅,鲁迅也曾正式回复过青木正儿。虽然二人从未谋面,但鲁迅高度评价了青木的著作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,并购买了其当时出版的所有论著。

相比起来,青木与周作人的友情则更加醇厚。周氏两兄弟几乎同时开始与青木有联系,但不同于鲁迅,周作人与青木的书信交往长达半个世纪,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。1941年,为汪伪政权效命的周作人到东京参加会议。途经京都时他见到青木,二人相谈甚欢。而在旅日期间,青木为周作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斡旋与帮助,以助于周回国后,一连去了两封信以表示感激。之后,周作人也通过信件对青木诉说着人生的沉沉浮浮。

【书摘】

夜市摆摊儿小卖

大街上众多的小摊儿卖日用杂货,“ 夜店”是晚饭后散步的市民驻足游览的地方。

夜市卖的多是日用品,价格与普通的商店相比便宜一点。所谓“贪贱买老牛”─贪小便宜吃大亏─稍不注意,就会买没有用的东西。商人不一定有恶意,但是因为价格便宜,所以不保证东西的质量,而且在略微发暗的灯火处选商品,和白天的挑挑拣拣不同。第二天早上仔细一看,完全是不同的东西。但是夜店也有好处,有点儿占小便宜的心理,比如说买两三块手绢,因为比商店便宜,所以东西略有问题也没有大碍。只是商店以“ 言无二价”为宗旨,夜店标高价的时候多。完全不了解东西的价格,容易被蒙骗。这一点,虽说客人不是上帝,在北京住惯的人们会巧妙地利用夜市。

“市”具 有最重要的意义是,在远离都市的农村,一般村落没有商店,所以买火柴、白糖以及买孩子们的一根铅笔,人们都要到“市”上去买。在街道或河边比较大的村落,规定的日子有“市”,也叫“集”。这样的村落里大体上有传统的寺庙,说明了“市”和寺庙有着很深的关系。

“市”大体上中午以前就结束了。清晨,有赶着毛驴运粮食的,用扁担担棉花的,推着独轮车运花生的,抱着的篮子里装着十几个鸡蛋的等,不管男女老少都脚步轻松地往集上走,这叫“赶集”。农民们从附近的村落像潮水般涌来,再像潮水般退去。山东有个地方赶“夜集”,黎明前还一片漆黑的时候,“市”就开始了;天亮以后,人们已经散了。这个习俗是因为往返于“市”,不影响当天的工作,所以“市”就自然形成了。

从事村落周边物资的集散而定住在那里的商人们拥有店铺,收购农家生产的粮食和棉花。当地的富农借给农家高利贷。而摆小摊的小杂货店的商人等随着集市移动,四处做买卖。此外,还有按季节到当地收购棉花、花生、烟叶等土特产的城里商人。物资的买卖是通过集市来进行的,所以必须说明农村社会的集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强制征税非常严格,交易的农产品和家畜无一例外地课税,也是在这样的集市进行。

因为农民很少离开村落,所以平常和附近的村落也不太往来,通过集市,村落间的联系也增多了。另外,有集市的村落大体上设置征税、保安、邮政等政府机关,虽然不多,也设置一些分支机构。农民们到集市来,了解政府的告示,收发信件,了解物价的变动,打听时事新闻,把所有这些信息带回自己的村落,洋洋得意地四处传播。在集市上用粮食换成现金,回家时给孩子买袜子,给老母亲买点心,或者喝上一杯高粱酒陶然自乐。大的集市有说书的、魔术师和西洋镜等,集市也是农民们娱乐的地方。

都会的庙会和夜市是农村机制的残存,可以说是一种变形。

卖细花

根据蔡绳格的《燕市货声》,吆喝“翠啊花”的是卖翡翠玉簪的,吆喝“卖绫绢花�� ”的是卖假花的。这是两个二尺左右的纸箱上串着一根棍子,担在肩上走。如图,绿色的箱子用扁担前后挑着,也有只挑后面的箱子的,里面的商品是绢、灯心草、纸、蜡等材料制作的细花饰物、蝴蝶、绒球等。其中细花相当逼真,很漂亮,颇受市井的孩子和妇女们欢迎。各种各样有趣的细花装饰,戴在女子的头上和胸前的风景,光是想象就不由得微笑起来。所谓“ 卖假首饰 ”,就是专门贩卖宝石和贵金属的模造品,市井的孩子和妇女们对此很钟情。其他还有“ 摇铃的镗鼓”贩卖妇女日常用品的,肩上背着的箱子里,有梳头的梳子、发饰、刷子、别针等。从前走村串户卖妇女用品的货郎什么都卖。元杂剧《 张鼎智勘魔合罗》里的货郎拿着拨浪鼓,后来的卖货郎也是一样的吧。

日本也是一样,细花充实着爱花的人们的心,无论何时都是那么鲜艳。装饰花草自古有之,古代歌谣集《诗经》里也有这样的描写 :

自牧归荑,

洵美且异,

匪女之为美,

美人之贻。

年轻的姑娘从野外采集白茅草来送给我,多么美丽,世上罕见。不,白茅草并不漂亮,那是美人送给我的缘故。

洧之外,

洵 且乐,

维士与女,

伊其相谑,

赠之以芍药。

洧水的对岸真的广阔而欢乐,年轻人互相嬉戏,赠送芍药花。与自然为友,爱自然孕育的美好事物,欣赏花儿的心情,无论何时都体现在细节之中。

春联门神

春联是贴在家门或房间入口处左右柱子上的红色长纸。上面写着喜迎正月的吉庆文字。

宅第的门上一般贴着如下的联句:“诗书继世,忠厚传家” “云献吉祥星联福寿”“花开富贵,竹报平安”“天增福禄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等。

门上的横幅是“出入亨通”“五福临门”等横批。屏门 ( 里面犹如屏风的四扇门 ) 斜贴着四方形的纸,写着“福”字的叫“斗方”。这些斗方都是用红纸(或双红纸)为底。另外,在正月到处张贴着“出门见喜”“抬头见喜”等吉利语句。

春联大概是与桃符同时出现的。桃符是“以薄木版长二三尺,大四五寸上画神像,狻猊 ( 狮子 )、白泽 ( 黄帝所获神兽 ) 之属,下书左‘郁垒’、右‘神荼’,或写春词或祝祷之语,岁旦则更之”,由此演变为今天的春联和门神。

【名家推荐】

看到青木正儿的名字,自然就会格外留意,又不仅出自对编纂者的钦敬和信任,同时在于书里多有我关心的民俗风物,因此这本书很早就托旅居东瀛的友人购得,虽然是平凡社“东洋文库”的小开本,除两卷卷首各有一幅彩版之外,其余都是尺寸不大的黑白图,不过印刷质量很好,图版算得清晰。内山道夫的解说部分又穿插了若干照片,如“民国初年的正阳门”,“民国初年的西四牌楼”,如竹枝词、子弟书中多有描绘的二闸风光。又有“最近的厂甸”,“最近的琉璃厂”,所谓“最近”,当然是作者撰写说明的年代,距今则也不算近了,因也可称难得。

在这之后,承友人相助,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得平凡社一九八六年的彩印本,彩图的好处是可以看清很多细节,便更觉喜欢。前几年赴京都看展,这一部也终于买到手。同时还买到也是青木爱赏的宽政本《清俗纪闻》。

此书十三年前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。该书《译者前言》曾特别提到《北京风俗图谱》:“除了《清俗纪闻》这本书之外,清末民初时,在日本人的著作中,关于中国北方的民俗,有青木正儿编辑的《北京风俗图谱》,收集也颇为详尽。这两本书加在一起,日本人眼中的清朝盛世及末期的中国南北方风俗文物,就都可以尽览于眼下了。”

确如所言,两部书时代有早晚之别,地域有南北之异,前者详于礼俗,后者详于风俗,正不妨互补,而不少相近乃至相同之处,对照来看,也很有意思。比如《纪闻》卷二《居家》中列举的乐器中有“铜角”,上细下粗的上下两节,上端吹口像个小杯子,下端状如长筒。在《图谱》中正可以看到它在“迎亲”和“烧船”等场合中的使用。

若有兴趣寻找大铜角更早的图像,那么位于阿里扎达县古格王国遗址拉康玛波(红殿)的殿堂壁画“庆典图”中已经有它的身影,时代约当十五世纪中叶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人《出警入跸图》里,也有大铜角和唢呐两两成对。这自然属于我关心的名物,特别是名物之沿革,而两书都有不少。比如《图谱》“�Z丝系虎”一幅所绘孩儿戴着的艾虎,即早高悬在故宫博物院藏明人《春景货郎图》中。两相对照,便有史的意思在里边了。

与出自南方商人见闻的《清俗纪闻》不同,《北京风俗图谱》纪录了不少满族服饰,图像旁边标示名称,自是极便认知,这里便又有我所关注的实物与图像的对应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清代的藏獭卷檐帽,帽顶彩绣八枝蝴蝶捧出的四枝粉白牡丹,顶心一个红线结。后垂的两根飘带上端并拢从帽檐预留的小孔穿进来,用一个小钩挂在线环里,底端分别结流苏,算上流苏总长几近三尺,红飘带上彩绣两相对称的花枝蝴蝶。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年画《唱影戏图》里,足登花盆底鞋的满族女子戴着的正是如此式样的一顶。《图谱》服饰部分的“礼冠便帽”一项绘有此物,标名曰“�缑崩で颉保�因知此即清人笔记中说到的“困秋”。崇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说妇女服饰曰:“冠则带困秋帽,与男冠相仿,但无顶,无缨,皆以组绣为饰,后缀绣花长飘带二条,此冬季所用者。”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“俗尚”一节说道“便帽曰秋帽,以皮为沿者曰困秋”。因是冬季所用,故多以毛皮翻折为帽檐。所谓“无顶”,是顶为组绣。追索物名,能够得到这样的印证,最是教人欢喜。

以图谱的形式详细介绍北京风俗,我所知道这是唯一一部。它的好处,其实展卷即知,原无须他人辞费。想必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看到自己喜欢的部分,或发现久在寻觅的风土人情,收获故事,丰富知见。今欣然于中译本的问世,受责编之命拉杂写下几行文字,实在是很多余的。